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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康德试图把意志理性化，并用理性所颁发的道德法则牢牢地“拴住”
意志，这表明康德哲学非但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而马克思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拴住”
意志的乃是物质生产关系。
在《康德哲学批判》的长文中，叔本华曾经谈到自己阅读康德著作时的感受：“尽管〔我这里说的〕是不可证明的，我却真是认定每当康德谈到自在之物时，在他精神最阴暗的深处总是朦胧地想到了意志。”
[40]其实，叔本华的这一感受归根到底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康德之所以不直接使用“意志”
这个概念，而用“实践理性”
取而代之，并竭尽全力用表层意义上的善良意志、道德法则和深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来约束和引导意志，表明他意识深处真正重视的还不是意志，而是在理想状态中能够约束意志的那种力量。
无助的康德把这种力量归结为超验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这种力量确实是超验的，但它并不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而是人们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必定会形成的物质生产关系。
只要人们不泛泛地谈论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应该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真正的继承者和批判者，关键在于，他揭示了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秘密。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比叔本华更接近康德。
另一方面，正是马克思继承并维护了康德关于“自由”
的理念，使之不坠落下来。
如前所述，康德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
和“实践理性”
，前者涉及认识论研究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
（DerBegriffderKausalitaetals），后者涉及本体论研究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
（DerBegriffderKausalitaetalsFreiheit）。
[41]在康德看来，人的复杂性在于，他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体现了现象和自在之物（本体）的统一。
在理论理性所指涉的认识过程中，人与之打交道的是在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时间、空间中显现出来的现象，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然必然性；而在实践理性所指涉的行为过程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乃是其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原因。
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然而，人们经常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他们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里担当的不同的角色，或者把“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
错置到本体论领域中去，或者把“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
错置到认识论领域中去，从而导致了自由概念的误用和坠落。
为此，康德发出了如下的呼吁：“倘若人们还想拯救自由的话，那么只余下一种方法：将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决定的事物，从而也把依照自然必然性法则的因果性单单赋予现象，却把自由赋予作为自在之物的同一个存在者。”
[42]在康德看来，在理论理性所指涉的现象和认识论的范围内，人只能服从“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
，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而在实践理性所指涉的行为和本体论的范围内，人完全是自由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只能是“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
，即一切结果都是由（人的）自由引起的，换言之，（人的）自由是造成一切结果的原因。
如果人们在现象和认识论的范围去谈论或追求自由的话，“那么自由便会是无法拯救的了。
人就会是由至上匠师（demobersteerallerKunstwerke）制做和上紧发条的一个木偶或一架沃康松式的自动机”
。
[43]
然而，正如歌德所说的：“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空出了地位，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地自然地又合拢了。”
[44]在康德之后，理论界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在现象和认识论的范围内谈论自由。
显然，这种倾向也对恩格斯产生了影响，他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论述到自由概念时写道：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
……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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