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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实现人类认识史上的深刻革命，原初也曾经是依托学科化路径而出场的。
例如，1843年，马克思在走向历史深处、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点上，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深度反思时，就曾经认为：探究作为决定国家性质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不应当停留在自己原初熟悉的法哲学领域，而应当深入经济学领域去寻找，从此开启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生涯。
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阅读、研究与写作甚至严格地自觉遵守学科话语规定。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按照学科领域（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来分别叙述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学科领域的目的，在于要用建构的学科理论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资本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为解答重大的时代实践问题服务。
强烈的“问题意识”
却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出场的主要导向。
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人的时代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6]。
不断追问时代的重大问题，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
，从“私有制异化”
问题分析到国民经济学批判，进而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本性及其后果问题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从来不受学科边界的束缚。
为了揭破资本的秘密，从《布鲁塞尔手稿》《巴黎手稿》到《资本论》，其视域都是跨学科的。
正如尼·拉宾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的：在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批判等综合知识领域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才会出场。
几乎在每一个人类重大事件和知识领域中都铭刻着马克思的踪迹。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达到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的真切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跟着杜林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目的是为了充分揭示在这些领域中他和马克思见解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全面阐释共产主义世界观。
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
。
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根据僵化的学科视域就做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劳永逸的结论。
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学科领域奉为学科的永恒。
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学科结论、把握学科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学科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
学科领域、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解答问题的出场形态，是受问题中心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
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
超越学科壁垒，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任何打着以“问题为中心”
的学术口号与马克思“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画等号。
因为，对“问题”
和提问方式本身也需要批判地反思。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以“感性人的感性活动”
即实践为新唯物主义的原初基础，不仅彻底颠覆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形态哲学和体系哲学，宣布“旧哲学”
的死亡；而且更加深刻地解构了“问题的形而上学”
，又消解了“资本拜物教”
意识带来的“问题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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