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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意识”
；从而也就在这一前提下，归并联合“自我意识”
的两种含义。
然而，黑格尔的这种解决方案很快便遭遇到了挑战和批判。
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处于整个西欧关系中的德国的现实生活矛盾使然。
当这些矛盾在观念形态上——就德国而言，问题一开始就具有观念形态的性质[15]——集中表现为宗教问题上的对立时，黑格尔的哲学便处于风暴的中心了。
当比较激进的派别在批判中诉诸启蒙观点时，黑格尔在“上帝”
这一主题上调和实体与自我意识的企图，便遭到了非难——如果说这种非难一开始并不意味着整个地“推翻”
，那么，它实际上所要求的乃是重新“拆散”
，以便再度向构成上帝的两端去寻求真理。
[16]于是，我们看到，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们抓住了自我意识与实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大卫·施特劳斯站在变革的起点上。
以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的观点为基础的图宾根神学家鲍尔（F.C.Baur）给了施特劳斯以最初的启发。
施特劳斯试图像鲍尔确定《旧约》的历史内容那样，通过历史的判断来考察福音书故事和耶稣生平的历史可靠性。
施特劳斯的批判原则和出发点诚然仍来自于黑格尔，但是，这种批判研究很快就同黑格尔的观点发生了分歧。
在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中，施特劳斯声称，哲学与宗教并不具有同一性，基督教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
这就拉开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并且同时也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序幕。
施特劳斯承认福音书中的许多地方是关于耶稣生平的历史叙述，但福音书中的神话部分乃是早期基督教教团的“集体的”
和“无意识的”
创作。
这种阐释方式按黑格尔哲学来说，是诉诸“类”
（或“实体”
），即诉诸集体的和无意识的精神过程。
因此，这种理解方式就是把耶稣的宗教生活对神学的决定性部分当作早期基督徒社会的神话来解释，并从中批判地发现历史的真实性内核。
就此可以看出，施特劳斯的重点是历史批判，正是这种批判的结果同黑格尔的观点发生了某种抵牾：其一，福音书所描绘的基督是单独的、特殊的存在，这同黑格尔把基督理解为神和世界之间的中介的象征是不相符合的。
其二，既然如此，那么，宗教便在历史中有它自己的特殊领域和特殊性质，它超出了黑格尔所谓理性的和逻辑的真理。
换言之，历史的现实并不必然同这种真理相吻合。
其三，既然逻辑的真理并不同宗教所特有的真理必然一致，那么，基督教教条的真理就不可能由思辨的唯心主义来重建，而只能通过历史的批判去发现。
黑格尔把宗教教条归结为概念，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不歪曲宗教的内容和本质。
[17]
施特劳斯的贡献，在于他重新强调了历史现实（超出逻辑真理的历史现实）这一观点。
不过，这里的“历史现实”
不应使我们产生某种误解，以为这是指真正现实的、世俗的历史（马克思意义上的）。
这里的“历史现实”
乃指“人”
的“类”
的发展。
神圣启示的要义，在于整个人类[18]在其发展过程中提供出神的完整的形象。
因此，施特劳斯把属神的东西从逻辑的真理中挪出，并使之移入“历史现实”
亦即“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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