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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5]同上书，第103页。
[6]同上书，第104页。
[7]同上书，第108页。
[8]同上书，第108页。
[9]在《神圣家族》中，并没有“果实之喻”
这个概念，这只是我们根据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哲学的思辨性所举例子的内容概括得来的概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11]同上书，第75页。
[12]同上书，第7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4]正是顺着费尔巴哈的这一哲学，马克思不仅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还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应当指出的是，至少在1845年春天以前，马克思是戴着“费尔巴哈的眼镜”
来审视他周围的一切哲学的。
尽管存在着“分歧”
，但还不是致命性的，不足以影响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
但在1845年之后，在那场春天的“惊雷”
和紧随其后的“暴风骤雨”
中，马克思成为马克思。
从此以后，马克思不用再趴在“费尔巴哈的麦草垛上”
俯视一切。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7]同上书，第54页。
[18]同上书，第5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存在着某种“偏见”
。
按照学界普遍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改变世界”
的哲学，而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
的哲学。
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把“解释世界”
的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
的哲学。
对此，孙正聿教授曾质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种“两极对立模式”
的理解，“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参见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三天讨论班中对此提出了相似的质疑。
海德格尔说，“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么？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外，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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