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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以以前的“做”
为基础，又连接着以后的“做”
。
它们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任何脱节都会造成活动的中断和生活的停止。
不仅如此，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想”
和“做”
还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分工形成了各个不同的社会活动门类，协作和交往又使得它们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角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观念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再细分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将政治分为社区政治、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将精神生产分为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教育活动，但若是具体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有时甚至找不出其间的明确界限来。
而各种活动都有“想”
的方面也有“做”
的方面，它们统一于人的现实的活动中，形成了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人们的意识是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的反映，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的意义上，对它们进行区分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从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看，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的角度看，就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区分的相对性，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我们之所以强调“想”
与“做”
的统一性，把实践广义地理解为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出于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在我们过去的哲学研究和宣传中，为了反对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这当然是必要的，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是必要的——有时就过分地强调意识的主观性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之间的区别。
与此相适应，在分析实践的特点时多以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原型，而对其他的实践形式，比如对道德实践、艺术实践、教育实践等就较少涉及。
同时对于精神、意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也讲得很克制，一般都不能比较放开地予以分析和发挥，比如对于目的、对于人的意识活动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形成目的和实现目的中的能动作用，一般都讲得很少或干脆不讲，总怕沾染上唯心主义的嫌疑。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忽视和忘记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特意突出物质生产对于全部社会生活的作用，并用这个基础来解释和说明全部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恩格斯后来还专门对此做过一个解释，认为青年们形成这种片面的经济决定的观点，他和马克思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他又说，只要注意到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案例，就会发现马克思和他都是坚持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论的。
可惜的是，恩格斯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解释和说明并没有得到后世人们的应有的注意，机械唯物主义的思路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路，这就导致了用一种片面反对另一种片面，不能有效地克服和扬弃唯心主义。
第二，“想”
和“做”
本来就是统一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是现实生活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即使在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时代，脑力劳动者也不是只从事精神生产，那最多是他的一种工作、一种职业，是他所承担的众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角色，在工作之余他还得过现实的生活，还得“做”
许多其他的事情。
同样，体力劳动者也得在劳动中用脑子进行思考，否则他就成了一架机器。
尤其在现代，物质生产过程中渗透了更多的智能化的因素，而信息生产、科研开发、劳动管理、美术装潢设计等原本属于精神生产的活动都成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越来越变得模糊和不易确定了。
还有，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合人性的更加优雅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变得更为迫切和突出了。
因此，特别是从价值论、价值运动的角度看，再过分强调、坚执“想”
和“做”
、“思想”
和“行动”
的区别，就怕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路。
只有把实践广义地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才能够拓宽视野，从多方面理解价值的创造和实现问题。
价值产生于人们日常的每天都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一个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享受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
平时人们所说的得失、利害、祸福、成败、功过、荣辱、善恶、美丑、是非、好坏，都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称谓，人们通常经历的满足不满足、满意不满意、高兴、沮丧、快乐、忧伤、无忧无虑、恐惧不安、自豪、自卑，都是与价值相关联的各种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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