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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38]。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轨迹：“人为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文化进展，同时也是人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结果。
这样，马克思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人的现实关系的规律中寻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好解决办法”
[39]。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异化导致了人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绝大多数人只能作为“劳动力”
而存在，人完全作为自然力、动物的存在去适应环境，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完全丧失，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就必须对这种异化现象予以否定和超越。
2.唯物史观形成的深层文化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把对文化的分析考察与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
人创造并拥有文化，人作为主体所完成的文化价值上的成就，显现为主体不断地超越自身的“自然”
发展阶段而进入按照主体目的自觉发展的阶段，不断地追求和张扬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精神特质。
社会革命的实质，就是人的本质不断彰显，主体文化不断生成的过程。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强调，是他探讨主体自由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不同态度，代表了他们对主体自由意识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纯粹主观的自我意识和抽象的个体自由，提出自我意识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自我意识必然面对和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个体的自由是定在之中的自由，这显示了其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端。
德谟克利特重视必然性，认为必然性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他的哲学研究对象是必然普遍规律性；而伊壁鸠鲁则把偶然性看成是真实的存在，他的哲学研究对象是由偶然性构成的感**世界。
马克思对偶然性的强调其实暗含了人与自由的内在关系。
人的自由的实现不能通过探求普遍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充满偶然性的感性的生活才是人的自由存在根据。
因此，“感性的生活世界就是人创造的世界，是人的自由存在……感性世界的本质即是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只有在感性世界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
[40]。
而对于如何获得人的自由，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鲍威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创造理论，指出，精神自由只有变成实践的力量才能实现，即要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41]：他一方面强调哲学的批判和改造世界的作用，通过理性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吸收了黑格尔重视社会现实的基本精神，哲学在改变世界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完善，从世界吸取哲学的内容，使世界通过精神和现实的结合得到合理的发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
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他认为，唯物史观主体文化的生成首要就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成的异化的“客体文化”
（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关系中受到扭曲）进行扬弃和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近代科学方法和原理的局限性，认为其主要倾向是把主体解释为与客观自然的对立，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
人的理性和科学受到至高无上的推崇，依靠这种方式进步的资本主义文明把自然变成了纯粹的人的认识和改造的对立物，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功利原则所支配。
当物化的自然不再是人类的家园，而是沦落为纯功利的对象时，随之而来就是人的主体的沦落，人被物所奴役，丧失了主体性的价值追求。
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客体文化形成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因此，人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文化的生成只有在扬弃了私有制的社会里才能建立起来。
有意识的人的劳动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相关联，这是人的本质和主体能力的体现。
但是私有财产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拥有任何一个物和对象时，只有把它当成资本而存在，或者当直接享有它、消费它时，它才是属于主体人的，“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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