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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
[45]在布哈林看来，进入苏联时代向所有的人揭示了另一个真理，“经过暂时的破坏之后，阴沉的‘共产主义的反圣像崇拜者’不仅拯救了旧社会留下的全部珍品，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比谁都快的速度，领导大量群众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创造伟大的群众文化运动，用文化的拖拉机把广阔的国家全部耕遍，引来的不是个别的钻石般的文化细流，而是群众性文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巨流”
[46]。
“在整个文化领域，我们已站在大规模任务的大门口，我们已经走出‘室内’文化的小书斋，进入城市的大街广场，把文化的使者派往农村，派往穷乡僻壤。
我们的科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动我们实践的飞轮转动。”
布哈林特别强调了文化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观点，主张依靠群众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他指出，“在文化工作观点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而不是个别的祭司，不是个别的异国骄生惯养的人物。
在我们这里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
[47]。
在文化方面工人阶级只能一点点地成熟起来，不能希望它立即成熟，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成熟起来的。
文化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已达到文化的最高领域，利用枪杆子、政治宣传、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在整个文化战线展开工作，登上文化大厦的每一层楼房，渗入到先前文化‘最神圣’的领域，按照自己的面貌对它进行改造。”
[48]总之，布哈林在理论的阐发和实践中贯彻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尽管有斯大林后期的僵化和教条主义，尽管有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意义是不可否定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方面，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实践建设维度上的第一次历史实验，不但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现实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探索等，都说明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推动现实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的文化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重要思想来源。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胜利，但是，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为内涵的文化革命的胜利还远没有实现。
文化革命问题促使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深思，进而开始探索西欧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
他们提出了与东方俄国不同的解放道路，即先从培养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和革命意识入手，争取市民社会的支持并获得文化领导权，进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源头正是列宁的革命观和文化观。
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震动极大。
卢卡奇亲身感受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社会现实，葛兰西于1917年12月对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时间发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正是俄国的革命现实和列宁的理论促使他们从理论上反思西方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
葛兰西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种种事件，不如说是种种意识形态（……）。
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实践时应当怎样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
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
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有一种宿命。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拒绝《资本论》中某些表述的话，那么，他们并不拒绝它的令人鼓舞的、内在的思想——那些永恒的，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被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外壳所玷污了的思想。
这种思想认为，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
[49]。
由此，卢卡奇、葛兰西等提出了与传统的暴力革命观有所不同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观。
卢卡奇认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意识革命就不只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伴随现象，而是无阶级革命的先导问题。
“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50]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扬弃物化，根本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进程，它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心理性的多方面的转变。
葛兰西则分析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方社会的结构差别在于市民社会的地位不同，由此，东西方的革命尽管目标一致，但是在途径、手段、方式、策略等方面应当有所不同，否则革命不会取得成功。
列宁在俄国通过暴力革命先夺取政权实现政治、经济革命，然后再进行艰苦漫长的改造旧社会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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