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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姆认为，性格的基础不是力比多而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
因此，受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影响，一个社会的成员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可以具有反映一个社会特征的共同的性格特征。
在当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主导性的社会性格结构发生了异化，体现为一种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的倾向。
在弗洛姆看来，这种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的性格结构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一样，都代表着现代人的深层异化，这种性格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接受型性格倾向、剥削型性格倾向、囤积型（储积型）性格倾向和市场型（买卖型）性格倾向。
作为不健全社会中的主导性性格，这四种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将泯灭人的个性、抹杀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因此，弗洛姆认为解决这种病态的性格结构的方式就是确立健全的人格以实现健全的社会。
在《占有还是生存》中，弗洛姆延续了之前几部著作对异化心理的剖析，对现代人“重占有的”
生存方式也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社会物质财富丰沛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悬而未决的冲突，面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人的自主性日益萎缩的背反，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异化的根源指向了压倒人本主义精神的技术理性，指向了淹没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指向了片面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开掘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路，将理性文化批判向更加具体和深入的主题与方向上作出了延伸。
三、生活世界理论
20世纪以来，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列斐伏尔、许茨、赫勒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纷纷以“生活世界”
或“日常生活”
为研究对象并从文化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虽然在价值取向和基本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些理论说明了一个问题：生活世界从本质上和根本上表现为一个文化的世界。
正如以“理性化”
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力量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思维和行动方式一样，在一个社会长期的历史中凝结和积淀下来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
因此，哲学理性关注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缘由，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非客体化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
[22]。
正因如此，对“生活世界”
的关注和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理论界的重要议题，从文化的角度对生活世界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和危机状况予以批判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题中之意。
作为“生活世界”
理论的开创者，胡塞尔将现代西方的科学危机视作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从文化的角度展开了对生活世界的论述，然而他们普遍关注的是生活世界的异化问题。
虽然这些理论在一些具体观点和最终结论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将生活世界异化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带来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
因此它们希望通过反抗生存困境、推动日常生活批判和重建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实现对异化的扬弃。
1.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
列斐伏尔是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
他是20世纪较早地开始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思想家，以《日常生活批判》为代表，列斐伏尔的研究在20世纪的生活世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胡塞尔把生活世界作为非批判的价值和意义源泉不同，列斐伏尔并不主张简单地向生活世界回归，而是在反思中对日常生活这一社会活动的深层基础性领域中存在的异化状态进行批判。
列斐伏尔的重要理论特色在于他是从理性主义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角度展开日常生活批判的。
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特征，异化是通过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消费的控制实现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
首先，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展开了批判。
列斐伏尔认为，科技理性的发展已经使现代化的技术全面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大众传播工具向日常生活的扩散，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传播手段取代了以往的文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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