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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决裂，就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是对后者的强调）问题十分密切了。
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已不再指的是意识或实践的活动，而指的是感性实践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不再谈论“哲学的实现”
，而是开始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德国哲学的颠倒和歪曲。
很明显，他的观点是：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
，它们并没有“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关系”
，而且它们是从观念形成的角度来解释实践，而不是相反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13]
马克思所批判的“颠倒”
在这一阶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他对颠倒的批判主要局限在宗教和黑格尔国家观领域，现在同样的批判则指向了青年黑格尔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主要依赖的都是黑格尔式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问题主要出在错误的意识身上，而问题的解决则取决于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解释。
于是他们向观念开战，以期将人类从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
“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14]这种颠倒既存在于青年黑格尔派身上，也存在于老年黑格尔派身上，因为他们都从意识出发而非从物质现实出发；而马克思却反而认为，人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某种错误的观念，而在于现实的社会矛盾，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结果而已。
这是意识形态概念得以产生的直接语境。
需要了解的是，意识形态概念得以产生的三大主要因素包括：第一，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构成了更为广义的“观念形成”
理论的一部分；第二，意识形态概念诞生于对颠倒的德国哲学的批判，并试图将这一批判与现实的颠倒联系起来的环节之中；第三，实践概念在理解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果能从实践的角度来解释观念一般，那么颠倒的或歪曲的德国哲学作为一种观念具体也就应该可以归结为物质实践的原因了。
实践对于观念生产的重要性源自于更加根本性的推论，即社会现实本身应该被视为实践。
因此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马克思的实践观。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反对旧唯物主义主要是因为在后者那里现实没有被视为实践，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所有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
这意味着社会现实不能被视为既定的、一劳永逸的存在，而应被看作是“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
的产物。
[15]社会现实则是永远是一个由人的活动不断生产、再生产和改造的存在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写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16]得出这一结论需要经过三个步骤：首先，人们必须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求，因此第一个活动形式就是为获取这一基本生存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其次，第一个条件的满足又会催生进一步的需要，于是就会有新的实践方式来满足新的需要；最后，在人类再生产过程中家庭关系开始出现。
马克思的结论是：“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
[17]如果把这些出现在“社会活动的三个不同方面的”
（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诸要素都集中起来，人们就可以说，实践意味着人类有意识的和感性的活动，人们在这里生产自己的物质存在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也是人们得以生活，并因此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方式。
由于实践必然是社会的，也即是说，因为它包含着某种合作方式，“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
[18]。
但这种分工一般并不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自愿的，而是受其活动能力有限性的局限，在分工中所各自承担的角色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被划分为阶级也是独立于他们的自由意志之外的被迫选择。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19]。
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尽管物质条件和社会制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它们却获得了一种超越或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独立属性，构成了一种“客观力量”
，控制着人类。
这里的悖论就是：凝结为客观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人类活动，尽管当初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却逃离了人类的控制范围。
因此，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实践的维度之一。
这种“客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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