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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伯恩施坦时，他说：“价值因此并非纯粹意识形态性，而是具体事实……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纯粹意识形态性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价值理论。”
[13]在这里，考茨基似乎把“意识形态”
等同于观念了。
然而，考茨基从未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的”
，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这一扩展并非理论上有意决策的结果。
相反，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他还强调有必要“从外部”
对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进行引导，理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一种有局限性的“社会直觉”
式的表达，因而它本身无法直接上升为一种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就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而自发的工人运动却只能将之视为一种道德观。
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相反，拉布里奥拉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观，则在根本上保留了这个术语的批判性特征。
不过他是从一个非实证主义的独特视角来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
针对培根、法国启蒙主义传统和涂尔干的相关研究，他认为，在研究人类的**、利益和宗教偏见的过程中，宗派或阶级性“掩盖了真实的事情”
[14]。
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废除这些偏见以揭示真实的线索。
正如他所观察到的：
把现实的东西或积极活动的力量，也就是因情况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同这种非批判的杜撰和文学手法的幻景，同这些想象的偶像和假定性对立起来，然后用这样一些力量来代替这些杜撰——这就是新学说的革命任务和科学目的。
这种新学说使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我可以说——几乎是自然化。
[15]
这些偏见或假相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意识，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生来就是与这些意识形态相对立的。
这一开放性的陈述中明显存在着悖论。
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假相或阻碍科学认识的前见，是从培根到涂尔干和卡尔纳普的实证主义传统的标志性做法。
[16]然而，拉布里奥拉却因在这其中引入了两个限制性条款而改变了这一格局：其一，他意识到在理解意识形态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和梅林的“源自彻底的虚幻中的一种颠倒的祈求”
一样）。
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因为我们所持的观点同历史活动家借以认识本身的活动并常常从中看到这些活动的动因和依据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只是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某种人为的东西、最直接意义上的纯粹的幻想”
[17]。
实际上，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些观念本质上是历史现象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被视为偶然因素，也不能在纯粹经济领域内部进行有限的历史解释。
其二，拉布里奥拉也认识到，他所谓的历史自然化论调（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言下之意）已让它自身处于普遍的误解之中，也即说他所参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达尔文主义“许多年来像瘟疫一样控制着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更多的律师和高谈阔论的社会学者的头脑，而且最后甚至像时髦或流行病那样影响着政治实践家的日常语言”
[18]。
与考茨基的方法不同，拉布里奥拉坚持认为，如果历史真的依赖技术的发展，那么技术也就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发展原因，人类也就可以真的自己生产自己的历史了。
当然，人类的生存是有条件的，但他们也不是严格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指挥的被动的机器人。
因此，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决定性与自然界生存斗争的决定性无关。
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自主论（automatism）来替代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自发论（voluntarism）是于事无补的。
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反对意识形态家和唯理论者对历史真正基础的忽视，从而能提供一个特别合适的领域，以便“去寻找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并在它的基础上创立具有系统性，即概括性，换言之，具有倾向性和偏见性的新历史哲学的动因和理由”
[19]。
继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的反对之后，拉布里奥拉也继续着此项事业，并在“经济因素”
和“经济结构”
之间进行了区分。
前者孤立出一个社会层面，仿佛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从这里则可以衍生出（以一种简单的过程而且也是自动的结果）其他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司法制度、思想等。
后者则并不认为经济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认为它是重力的核心，是社会所有领域的统一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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