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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时期。
它的组织由零星的分散的小组发展为能够领导本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他们把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去，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16]
历史唯物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最重要的社会使命就是成为革命行动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制胜的科学。
因此，不断有人企图伪造它，企图取消它的革命的辩证法，把它变成庸俗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唯物主义。
反共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至今还在指责共产党人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
。
他们认为，这种矛盾表现在，一方面承认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群众同资本主义作革命的斗争。
他们指责共产主义者，既然共产主义不可避免，为什么还要流血牺牲？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不可避免地要流血牺牲的那部分劳动群众利益的“捍卫者”
。
发明的这一“矛盾”
，暴露了资产阶级秩序的辩护士和工人运动自发性的思想家的马脚。
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对群众运动实施领导，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原则上的，它是这一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体现。
何况，不仅是领导这一运动的司令部——共产党，就是这一运动的普通参加者——群众，也都应当理解运动的目的，他们取得成就的途径和手段，并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遵循它们。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起作用的机制，不仅需要知道作为客观必然性的规律，而且需要知道这种还只是可能的必然性通过怎样的社会行动才能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成为现实的必然性。
人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必须为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必须以新的动力、刺激因素、组织形式和方法的形成为前提。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自发产生的刺激因素和群众运动形式都不可能导致人类关系的新的体系的确立；自发的运动本身不能超出旧的私有制秩序的框框。
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运动的期限和困难性，而在于它的客观逻辑。
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十分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自觉性、主观因素、客观规律和趋势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它们是这些规律起作用的机制的必要环节之一。
社会发展的任何规律，尽管是客观的，离开了人们的活动也不能发生作用，因为它不能“生活”
于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之外，不能离开人们的利益和需求而存在。
马克思写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17]，革命是靠人来实行的。
在社会主义方面，虽然存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群众的革命热忱，但是，为了给这些规律开辟广阔的道路，把群众的革命热忱引向并统一到先进思想上，使这些先进思想成为劳动人民的革命世界观，共产党的繁重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仍然是必要的。
历史已经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胜利解决了他们同修正主义者关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长期争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当共产党成了建设具有全新结构的社会有机体的领导与指引方向的力量时，历史唯物主义在改善主观因素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增长。
在这个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成了管理这一复杂的建设性过程的科学的理论基础，成了党制定内外政策的科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日益增长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对它的创造性的把握。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中，最明显、最充分地表现着它的党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要求在于，在对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和过程的解释中，公开地、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而这种立场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列宁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专门分析了唯物主义立场与客观主义立场的本质区别。
列宁在《民粹派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指出：“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
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
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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