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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17]。
恩格斯在此所涉及的既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
换言之,无论是各门自然科学还是自然界本身,都不是固定不变和互不相关的,而是可以相互联系和转化的。
恩格斯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所作的评价完全符合19世纪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的实际。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所显露的共同特性最主要的就是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繁殖)、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
对这些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特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以17、18世纪所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为他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
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18]而这种“不可能”
意味着在此以前受形而上学支配的自然科学遇到了危机。
3.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
由此说来,19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开始出现危机的世纪。
前者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普遍化和专门化,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曾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和概念为科学变革中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所动摇甚至推翻。
二者从不同方面对当时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这种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从19世纪作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来说,它使当时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直接面对科学,表明自己对科学的态度,重新思考和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往往首先被看作是穷究一切存在的本性的形而上学。
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超越现实经验和生活的范围,带有浓厚的思辨性,因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又由于它企图凌驾于科学之上,充当科学的指导原则,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科学”
。
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曾经把全部知识体系比作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关于自然的科学),其他一切科学都是树干上长出的树枝。
形而上学由此被当作一切科学之源。
近代哲学的最后和最大代表黑格尔构建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
一切自然科学都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后者是他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黑格尔作为一个辩证法家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显露出了一些辩证法的火花,但他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把一切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对绝对精神的显露,必然从根本上扭曲自然界,从而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处于对立地位。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家大力倡导理性,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的转向,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然而,他们将哲学变成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变成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又使自己实际上站到了自然科学的反面,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自然科学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摆脱对作为“科学的科学”
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
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正是在形而上学束缚下的一种解放,而这也意味着必然对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造成重大冲击。
西方哲学为了继续发展和进步,必须顺应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形而上学要求,重新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之后要有新的转向。
事实上,随着19世纪之成为科学的世纪,无论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发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呼声。
这种呼声体现了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正是西方哲学实现新的转向,或者说转型的需要。
究竟如何顺应科学世纪的到来而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现哲学上的新的转向,还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因此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思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西方哲学思潮中,从其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说,主要有如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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