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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
[48]。
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李达对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的深入研究。
李达指出：“马克思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
，它“给予了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哲学唯物论的一构成部分确立的可能性。
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是由劳动的概念所成就的”
。
这正如袁贵仁教授和杨耕教授指出的那样，“同《社会哲学概论》以及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社会学大纲》不仅具有列宁、恩格斯的‘元素’，而且具有更多的马克思的‘元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阐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观点”
[49]。
此外，曾对李达思想有重要影响的河上肇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可能影响了李达。
河上肇20世纪20年代后期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基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理论从实践中产生，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并受实践制约。
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中，河上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
，认为实践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在《社会问题研究》中，他还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在“把实践作为人与自然斗争过程把握的斗争的唯物主义”
[50]。
李达留日期间就研读过河上肇早年的作品，且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曾受到其相当大的影响。
而在20年代末河上肇思想发生转变，提出“实践唯物主义”
的构想之后，李达翻译了他写作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篇）），这意味着这一工作及对河上肇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亦可能对李达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影响。
[51]
当然，正如“实践唯物主义”
概念在河上肇那里仍然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限制一样，《社会学大纲》中的“实践唯物论”
也只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一种有限的修改。
然而，尽管这种修改并非能决定性地改变整个教科书体系，其意义却并非不重要，它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并非纯然的亦步亦趋。
《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论述，比之《现代社会学》也有所不同。
一是论述更为系统，另外内容及章节排列上也有所改变。
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
，是一总论或“序说”
，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对象，以及历史唯物论之为历史观与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作了批判。
第三篇论述“社会的经济构造”
，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构造的历史形态等内容。
第四篇是“社会的政治建筑”
，论述了“阶级”
、“国家”
等范畴。
第五篇论述“社会的意识形态”
。
可以看出，这里的章节结构已与《现代社会学》有所不同。
这些变化可能有对于苏俄教科书的借鉴，而这也大致上成了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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