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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哲学概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看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一个初步成果，而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为一部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样本的话，那么，这两部作品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外部标志来看，它标志着传播途径或传播渠道从日本的“东来”
向俄国的“北来”
的转移。
但这一转移毫无疑问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形式的重大改变，由第一阶段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转向了第二阶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
在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那里，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或者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关系尚比较模糊，或者说尚能出于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的直觉而能予以模糊的平衡；在后一阶段则转到了趋向一极，即趋向决定论的统一性。
尽管在瞿秋白和李达二人那里，表现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即在瞿秋白那里，强调的是一种近乎机械的决定论和对于自由意志及偶然性的彻底消除，而在李达那里则试图借助于实践的中介作用而予以一种辩证的解决，但最终的理论目标仍然大致上相似，即都倾向于一种决定论。
此外，转向接受苏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连同其受政治斗争影响而加进的某些内容一并接受了过来。
例如，将唯物唯心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进而把唯物主义与进步阶级关联起来，把唯心主义与保守阶级关联起来，从而将哲学上的理论派别争辩与政治派别斗争直接关联，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而且，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俄国化”
，即是从俄国经验出发做出来的。
特别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学，并为其加上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做法，便是基于俄国社会之宗教力量影响强大，故需要借助于一般唯物主义予以启蒙的特定历史情境而做成的。
但论者往往不察，将之等同于马克思本人之思想。
这就不仅造成了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混淆的理论错乱，而且也连带地将这种一般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理论上的困难一并接受了过来。
这当中，特别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揭示的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二律背反之困难，更是给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回过头来认识这一问题时所必须予以重视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理论形态的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传播路径的改变所造成的，而且还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自身的需要所带来的。
我们曾指出过，在一种主义传播的初期，往往与各种相近的理论难于清楚地分辨开来，另外，由于尚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进入实践的理论，而未与其他理论构成一种竞争性关系，从而对于理论自身而言，在这一时期人们便大多沉浸于对这一新理论的吸纳和欣赏之中，而不会太多顾及与其他理论的界限，以及理论自身内部的逻辑统一性问题。
但一种理论若要付诸实践，它便必须从众多共存的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理论，否则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实践。
这样，一旦由于历史的发展而选择了一种理论作为旗帜，使之突出出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进入实践的理论，情况便完全不同了。
早先人们并没有多少推动力去促使其整顿自身成为一种战斗性的理论形态，而这时，便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促使该种理论成为一种富于战斗性的理论形态：一个是在与其他竞争性理论的辩驳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出；另一个是在实践中获得大多数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接受。
这种具有战斗性的理论形态便是体系化的理论。
理论的体系化就是理论自身的整顿和规训。
一种理论创立之初，往往是缺乏体系的。
这是因为，理论的创造是一个充满探索的过程，研究者必然要经过多方探寻方能达到创新的结果，因而理论创立者的著作一般而言是创立过程的记录，其中往往包含着种种不一致之处，而非站在事后立场上构成的规整的体系。
而且，一种理论的创新程度越大，这种内在探索的痕迹就越是明显。
在西方哲学史上，那些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理论，大多是在关于如何理解上争议最多的理论。
例如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便一直是人们反复解释的对象。
马克思作为与之同一序列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也并不奇怪。
这种情况就理论本身而言，单一解释也罢，多种解释也罢，都是无可非议的。
相反，这种多样解释之争，本身还是深化理论理解的有效途径。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当是此之谓也。
但如果要将一种理论付诸实践，成为一面号召、指挥行动的旗帜，则情况便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理论自身内部的一致性便成为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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