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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现实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条件。
这是因为,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辨,而同时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最深沉的方面。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往人们往往将哲学看成为一种与生活无关的纯粹思辨,看成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看不到它的生活性。
这应该被看作是以往哲学观的一个重大缺陷。
但哲学并非如此。
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因此,只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并不能决定现实的哲学以何种形态存在,要说明现实历史中哲学的发展变化,还必须将哲学置回人类生活整体之中,从哲学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关联中考察之。
这种考察方法即是一种源于实践哲学传统的方法,一种视实践比理论更为根本的哲学立场,一种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虽然这一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长期以来这一原则却被解释者们极大地肤浅化、简单化了。
人们一般只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这一原则,即二者的统一被理解为要使认识一致于实践,要注重实践,不尚空谈。
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决不仅限于认识论之中,而首先是一个人类世界存在论或人类存在本体论原则。
从人类存在论上看问题,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在深层上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主观努力的目标,而首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态,一种人类生活中不能逃避的状态。
换言之,由于生活实践对于理论的根本性,由于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同为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必定是相互映照的,一个时代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即思维方式或思维范式必定是对于实践方式的表达,反之亦然。
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所要求的其实只是一种狭义的一致,即要求特定的理论活动结合于或服务于特定的实践目的。
不言而喻,这种狭义的一致只有在深层一致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深层一致,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使得我们能够借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联而考察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般而言,理论活动由于是一种象征性或观念性的活动,且由于其自觉的可选择性,因而其表现形式便具有不易把握的特点。
而实践活动由于是一种实在的活动,是一种与人的生命存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活动,因而一个正常存在的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活动便不能不具有受制于生命存在条件限制的客观确定性。
由于实践活动的这种客观确定性以及理论与实践在深层上的同构性,就使得理论活动也连带地获得了某种客观的确定性,从而人们就能够通过对于实践活动基本方式的考察而在深层上较为确切地把握理论的基本方式或思维范式,亦即理论活动的一般发展趋势。
对于哲学理论而言,这意味着,虽然我们不能断言一个时代将会出现何种具体的理论,但却能够在思维方式或思维范式的层面上估计一个时代哲学理论的可能发展趋势。
依据上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决定哲学思维范式在现实历史中变化的,正是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匹配关系。
实践方式亦即“做”
的方式。
“做”
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事”
,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一是“做人”
,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做事的产物为物品,而做人的产物则为社会交往关系或社会组织。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有两种可能的“做”
或实践的方式,一是有机性或笼统性之做,另一则是无机性或构造性之做。
有机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农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交往,合起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
在这种做事做人方式中,人的活动一般并不改变对象本身,而是顺应对象的存在规律,从外部予以照料、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必定显现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即一种超乎人力的“实体”
或“本体”
。
与此种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人们的思维方式自然就一般是一种有机的、笼统的、顺应的方式,亦即一种“实体性”
或“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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