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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
无机性地或构造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工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觉的利益关系的联合体交往，合起来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
在这种做事做人方式中，人的活动不仅触及了对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构造了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显现为一种人为的、构成性之存在，即作为活动主体之产物的存在。
与此种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自然地会是一种无机的、构成性的方式，亦即一种“主体性”
的思维方式。
显然，古代哲学之为一种实体性哲学，之以本体论为中心，正是因为这种哲学是与古代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哲学之所以是一种“主体性”
哲学，之所以以认识论为中心，亦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
近代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从实体性思维方式向主体性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论范式的转变。
但近代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虽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启蒙所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实现，主体性的高扬带来了主体的异化。
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
与对这种实践方式的探求相呼应，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
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实践方式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提高了人类对于外部自然的控制能力。
这既是这一实践方式的优越之处，也是其缺陷之处。
一方面，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诸如生态失衡、能源枯竭、人**炸、核战威胁等，都与之相关。
与之相对应，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优缺点也都集中于主体性问题上。
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
这种思维范式亦可以称之为一种唯理智主义，即把理智看作人的本质。
这显然是一种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全面性、丰富性的片面观点。
各种流派的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各异，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或认识论思维范式的唯理智主义的弊端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体现在现代各家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类生活本身的回归上，亦即人类学或实践哲学范式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流。
这一趋势可以说开始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至20世纪则蔚为大观，诸如海德格尔、杜威、晚期维特根斯坦、卢卡奇、哈贝马斯等，都可以归结在人类学或实践哲学之下。
以上考察表明，哲学思维范式从实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人类学的逻辑必然性，通过与人类现实实践的匹配性关联而实现为现实的发展程序，是哲学（主要指西方哲学）存在形态在现实历史中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作为特定哲学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人类学的发展，亦必然是为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实践方式的变化所规定的，或者说是与国人实践方式的变化相匹配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急速地走过了西方哲学用了数千年才跨过的理论空间，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实践方式的变化，正是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人实践方式的急速变化。
就实质而言，中国几十年来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活动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的实践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更为类似于自然经济的实践方式。
在这种实践条件下，虽然“做事”
的方式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有了某些改变，但“做人”
的方式却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虽然发生了变化，如从形式上消灭了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即宗族组织，但生产队本质上仍是一种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混合物，仍然是一种传统共同体之变体；城市之中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
，虽然脱离了血缘和地缘的根基，但却仍是另一种传统共同体即职缘共同体的变体，“单位”
对于其职工仍有如家族之对于其成员。
在这种条件下，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就一般只能是实体性的，在哲学上，便只能是一种本体论范式或实体性哲学。
作为这种范式之体现的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统一地写着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或科学这样的本体论命题，自然是毫不奇怪的。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人们的实践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做事”
方式的变化虽然急剧，但还不是质上的变化的话，那么，“做人”
方式的变化则是突变性的。
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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