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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鲜明，价值观念差异之深刻，都令人们惊诧不已。
旧墙上“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的口号尚未脱落，新建筑上就大书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巨幅标语。
与现实中的变化同时，哲学则急剧地转向一种主体性哲学或认识论思维范式，认识论一时间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他哲学领域（如价值论、历史观等）也不能不深受认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
哲学上的这种变化，有时甚至超越了现实变化的进程。
然而，到了90年代，认识论研究却在急速地衰落下去，这一思维范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这种情况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建成，其弊端也日渐显露，从而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以便能够对其负面后果有所限制或改变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在认识论范式或主体性哲学条件下，由于这种范式与市场经济实践方式的肯定的匹配性，要进行这种批判却是不能够的。
因此，与之同时，建立新的思维范式的任务也就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
这种新的思维范式不是别的，正是一种作为对于认识论思维范式之扬弃的人类学或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兴起，虽然不能排除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中实践哲学范式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研究的深化，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的要求和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对于哲学思维的匹配性的要求。
4.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这种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哲学的变化，既是一种逻辑上的合理化进展，同时又是一种适应于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匹配性进展。
因此这种进展本身就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但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形态的变化，而且还在于它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态的恢复。
其实，前面的分析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形态即是一种人类学或实践哲学的意思。
因而，向实践哲学范式发展，也就是向马克思哲学原本精神的回归。
即便是从最为直观的立场上看，即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形态所处的理论史位置看，还是从它所处的现实历史位置看，这样一种与试图超越近代实践方式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若不采取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都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正是人类学或实践哲学的开创者。
作一简单的理论史回顾即可以说明这点。
我们说过，人类学或实践哲学的要点是一反实体性范式和主体性范式的抽象性，而将哲学置回人类生活之中。
这种将哲学向人类生活的置回，正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首先提出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哲学，无论看起来多么超凡绝俗，多么晦涩抽象，都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或人类活动的同义语。
马克思固然十分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即把物质生产看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实践样态，但他从未将实践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
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论述他的新的思维范式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7]他还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8]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了人类学或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那就是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从人类生活本身引申出那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予以现实的说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运用人类学或实践哲学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还原成了人。
在那里，他主张：“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
[9]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则写下了这样一段极可注意的话：“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
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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