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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方面看，这种理解有其依据，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又在于他把生活的意义放在最基本的层面，一切生活以是否有意义为判别依据。
而生活的意义正是精神文化之所维系者。
这样看，如果我们忽略了精神文化层面的非手段意义，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现实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看到，在经济、政治发生变化的同时，精神文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变化，精神文化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其限度何在，即传统文化还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留下来。
这些问题往往被人们简单化了，把巨变看成了简单的断裂。
其结果是，我们在将西方的现代与传统简单地对置了起来的时候，也就简单地把现代化的西方与传统的中国对置了起来。
而这就既将中国问题简单化了，也将西方问题简单化了，更将中西关系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现代化的西方与传统西方的复杂关系，从而也就更不可能考虑到现代化的中国与传统中国以及与西方的复杂关系。
无疑，若不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就不能认为是达到了对于现实问题的真实把握。
很清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精神文化问题的确当认识，即直面精神文化所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面向文化的实情，首先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古今中外的冲突对立关系，并将之表达于哲学思想之中。
只有在把握住了这些对立的前提下，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式。
而若是在还未把握住这些对立的前提下，便侈谈解决，其结果只能是无效的虚构。
毫无疑问，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的确已经意识到了上述对立，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但若将这些议论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便不难见出其缺陷之所在来。
其中最根本的缺陷便是只是感受到了这些对立，只是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未能如康德那样，将之概念化，将之把握在一种理论之中。
既然对这些对立的描述是空泛的，那么，提出的解决方式也就只能是空泛的公式，诸如“中体西用”
、“中国文化本位”
、“西体中用”
、“中西互为体用”
、“创造性转化”
、“综合创新”
等，不一而足。
若与康德哲学相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公式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满足于泛泛而谈，而从根本上说未能首先将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困境以概念化的方式揭示出来。
既然连问题都尚未把握，还如何谈得上进一步解决问题？这里之所以要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并非是要非难前贤，而意在自我激励。
前人能够提出这些方案，已属不易。
但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不能仍停留于对这类公式的花样翻新之上，在前人的贡献上原地踏步。
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奋进，超越前人的眼界，力求在创造能匹配于中国现实生活之变迁的哲学理论这一事业中，作出一代人自己独特的贡献。
3.直面中国文化的实情
如果我们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当代中国哲学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当能更进一步明了面向文化实情之意义。
当代中国哲学中，除过一些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派之外，大多数哲学流派或明确或隐晦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今中西的对立作为前提，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所谓解决，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把这种对立把握并表达出来的基础上，进而消除或减弱这一对立。
诸多解决方案中，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的两种当属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承认自身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普遍性理论，从而同时又强调自身的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们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理解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另一则是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样一种通行的理解，不能说有什么不正确之处。
但如果我们从古今中西的对立来看，便不难看出这样一种理解是很不充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古今中西冲突对立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
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化的，而且是深度中国化的。
这种深度中国化当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古今中西冲突对立的理解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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