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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度中国化在毛泽东哲学中，特别是在其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认识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的强调，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关注，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地位转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出发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发挥。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相比，便可清楚地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
但这一点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诸多研究者的论述中却并未能充分表达出来。
人们一般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成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即便有所创新，也只是运用中的创新，以及用民族化语言表述中的创新。
人们忽略这种差异或许是为了维护某种学说传承谱系上的正统性。
且如此做法的确也在实际斗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为了反击王明等关于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以及苏联人的怀疑和轻视等。
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个翻版，实际上也很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人们也不应该对此予以过多的责难。
这里指出这一点也不是为了责难前人，而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尽管在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古今中西之冲突对立，且在实际上已经对之有所把握和阐发，但在更多的人那里却往往倾向于对之加以忽视，以换取某种理论上的统一性。
显然，这种简单的统一性的获得是以一种极高的代价为前提的。
这代价就是由于忽视了古今中西的冲突对立，而失去了将之把握和揭示出来，即将之概念化的时机，从而也就错失了真正从理论上解决这种冲突对立的时机。
现代新儒学以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自居，从而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姿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承认自己为源于西方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而现代新儒学则明确要复兴民族文化传统。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现代新儒学大师们的思想，就会发现，除过第一代领袖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试图借助某种佛学理论重振传统哲学之外，从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到成中英等第三代新儒家，却都借助某种西方哲学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
这种阐释若从表面看，往往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比西方更为优越之理论体系。
如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
说，便是与所谓西方的“外在超越”
相对比而言的，“内在超越”
当然比“外在超越”
要高明。
但若从深层来看这种解释模式，则显示出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蕴，那就是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哲学镶嵌到西方哲学的模具中去了，而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传统哲学从根基上西方化了。
其结果是，从表面上看，是在鼓吹中国传统哲学，但在实际上所说的则是西方的东西。
这样，即便在现代新儒学这种以维护传统文化自居的学说中，中国传统哲学也被置换为了用西方哲学概念重新加工过的东西。
从而在这种似乎最应该揭示出中西方文化之冲突的学说中，这一冲突也就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模糊了过去。
既然冲突已被模糊，也就不能被概念化，更谈不上进一步真实地而不是虚幻地克服或缓解这一冲突了。
这种近代以来的文化建设中屡见不鲜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模糊中西冲突对立的心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心的表现。
但这种缺乏自信心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层的。
西化派的缺乏文化自信心，可以说在深层与表层是一致的。
但文化保守主义的缺乏文化自信心却是深层的。
这种深层缺乏的一个表现，是处处或明或暗以西方为参照而比较中西文化。
如前面提到的以“内在超越”
胜“外在超越”
之类。
从表面看，这一比较似乎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所借以比较的问题却是从西方引进的“超越”
概念。
这种比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虚妄的。
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真正强盛的时代有过这种比较，就不难明白。
真正的自信者从来不会老想着与别人一比短长。
汉唐时代的思想家们何曾想过此类比较，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心使得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任何外来文化，随心所欲地加以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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