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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实证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哲学对解决马克思所面临问题的无能,柄谷行人转向康德,推荐了一种“超越论”
的方式。
这种方式要求一种“移动的视界”
,即同时从“事前”
和“事后”
两种视界观察对象。
他写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于既成的法则中整理每个事物的‘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的判断力’做了区分,后者是探索那种在既成的法则中无法得到整理的例外事物以思考其包含的新的普遍性。
这种情况下,综合判断的困难在于后者一方。
反思的判断力能够顺利实行,只能靠‘理论的信念’。
但是,一旦这种判断得到了认可,之后该判断就会成为规定性的东西。
在此,我们可以把规定的、反思的这一区别当作事前性的、事后性的区别来思考。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把综合判断视为已确立的,在此基础上来探索其超越论的条件。
这是一种事后性的立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综合判断是容易的。
综合判断总是蕴含着某种飞跃,存在着危险。
也因此,它得以成为‘扩张性’的。
康德在综合判断中发现了困难,是在他站到所谓‘事前’的立场思考的时候。
同时,可以说,除了进行超越论式的考察,他总是从‘事前’的角度来思考的。”
[94]与之类似,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可以从生产和交换两个视角去观察。
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已开始从劳动的角度来观察商品的价值,而把货币视为单纯表示价值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任何神秘性。
基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思考的这些人否定了以往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
但马克思却试图从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角度来观察资本。
他把资本的运动放到G—W—G'这个‘一般’公式中表示。
产业资本也是如此。
而马克思进一步注意到生息资本G—G'”
[95]。
这两种角度也就是“事前”
和“事后”
两种角度。
柄谷行人说“斯密是在事后进行思考的”
,只是“将其投射到事前,认为商品中早就存在交换价值”
。
而马克思与之不同,“他是将此作为一种‘综合’来把握的。
换言之,他是从‘事前’来观察事态的。
这个时候,综合能否达成并没有保证”
。
但同时,“马克思并未否定劳动价值说,因为,这从事后来看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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