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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蒲鲁东根据因劳动而所有的原则，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于盗窃，即不劳而获[18]，换句话说，他看到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评价似乎与蒲鲁东本人的思想不符。
况且，蒲鲁东绝不是法国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相反他代表了当时法国共产主义的最高水平。
这似乎也与马克思由低到高来对比国民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做法不符。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不合常理的难点，广松涉推测，这里出现的“蒲鲁东”
可能是马克思的笔误，马克思的本意应该是指欧文。
[19]我觉得他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
（2）“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人所有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
的共产主义。
这一共产主义又分两种类型：一是将农业劳动看成是“最好的劳动的”
傅立叶的共产主义；二是把工业劳动看成是本质的圣西门的共产主义。
按照[私人所有和劳动]一节所作的划分，强调农业劳动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经济学的重农主义阶段，故傅立叶的共产主义只是将重农主义作了简单颠倒而已。
圣西门与斯密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是对斯密的简单颠倒而已。
他虽然将工业劳动本身看成是本质，但最终并没有像李嘉图和穆勒那样，只从工业的主体本质角度来定义劳动，故他还保留了重农主义的尾巴。
（3）“从私人所有的普遍性来看私人所有关系”
的共产主义。
如果说（1）和（2）这两种共产主义都是较早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古典共产主义”
的话，那么（3）的共产主义则是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现代共产主义”
。
这一共产主义与斯密以后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是李嘉图和穆勒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相对应。
因为这一国民经济学已经将“土地所有的主体本质”
与“工业的主体本质”
统一起来，将它们的本质都归结为劳动。
因此他们也就“科学地理解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
[20]。
与此相对应，这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是将这一普遍的私人所有再颠倒过来，“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人所有的积极表现”
[21]。
总之，马克思是完全按照与国民经济学的对应关系，整理了早期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其中对“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
的认识程度成为他划分早期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准。
从蒲鲁东（欧文？）到傅立叶、圣西门，再到“现代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也经历了理论程度逐渐抽象化、普遍化的过程（请参见“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国民经济学发展的对照表”
）。
至于这一整理是否合理，我们另当别论。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如何对待国民经济学的私人所有是当时马克思整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维度。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结束了对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总结时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人所有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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