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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已是对英国那些同情理论的极为恰切的嘲讽。
[12]李斯特（JosephLister，1827—1912），英国医生，消毒外科手术的创始人。
——译注
[13]狄尔泰的论断是正确的：“在他们（指BernarddeClairvaux和FranzvonAssisi）而言，宗教的冥思同兄弟之助中的实际互爱相关——从外部看这可能是一个矛盾，原因在于，对基督教而言，由于要将灵魂奉献给不可见的维系，使得这一灵魂在世界和人的面前成为完全独立自主者，但这一灵魂同时又因这一不可见之维系同其他人建立了关系——崭新的关系。”
狄尔泰：《17世纪人文科学的自然体系》，文集Ⅱ，209页。
[15]波舒哀（Jaig，1627—1704），法国神学家、历史学家。
——译注
[16]由单纯的情感感染引起的任何痛苦或痛感，比如，由表情作用直接再现一种痛感的痛苦或痛感，决定着一种倾向：像消除自身的痛苦那样消除痛苦的根源。
这种行为是完全“自利的”
。
真正的“同情”
与这类“感染”
毫不相干！
真正同情的前提是：我们并未“被卷入”
他人的痛苦，他人的痛苦对我来说对象性地存在着。
在哭泣中相互感染的老妇们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同情”
。
参见拙著《同情的本质与形式》，11页。
[17]典型的基督教徒护士的情怀是：在护理中幸福、活泼、坚定、“神经”
健全，根本没有面对病人状况的感伤被牵扯进去（Hineingezugensein）的情状。
另一方面，这种“同情”
也助长呼吁同情的姿态，结果，非真实的痛苦便在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的交互促进下增强。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以艺术大师的高超手法通过伊凡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直观地表达出这一观念。
[19]只要宗教和教会本身把上帝之爱的价值和意义建立于世上现存的、可从经验上发现的积极的善和富有意义的设施（而不是相反，爱世界的理由在于世界是“上帝的世界”
），那么，从宗教方面看，上帝之爱这一观念自然会被错误地导向现代仁爱，新的“仁爱”
便有权诘难这一观念。
[20]我所知道的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克鲁泡特金公爵这位优秀人物的一生，尤其是青年时期（请见其自传）。
他内心很早就与父亲有矛盾——在他亲爱的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再娶。
于是，他那天生的、本质上一向高雅而温和的性情一步一步地变为对家中仆役的同情——而且日渐强烈，尔后变为根本否定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观念及一切积极价值，最终崇奉起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21]一般说来，后期廊下派的学说，特别是Epiktet和马可·奥勒留的学说，很大程度上受怨恨左右；对其详加考察不失为趣事。
[22]尽管在俄国引起轰动、命运多变的小说《萨宁》（Sanin）有多么令人不快，从多方面看甚至令人反感，它在与大部分俄国青年的这一病态的、神经质的政治牺牲欲的斗争中还是具有合理的因素。
可悲的只是，除了善于用**生命去取代由政治牺牲欲设定的目标外，便不知道还可用什么更高的生活使命去取代了。
[23]令人反感的宗教教育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宗教教育竟然向“他人”
兜售宗教的教会信仰（Kirglauben），作为民族传统和教育手段的单纯黏合剂——而且一本正经，虽然民族教育家先生本人并不要这种东西。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是天主教徒”
，据说MauriceBarrès在法兰西议院说过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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