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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被局限于人的单纯感性冲动的同情。
结果，真正的获拯救过程不过更多地在每一灵魂上与“其”
上帝之间发生而已；现实生活中有共同信仰和爱的共同体（包括作为救赎机构的教会观念之基础）是同样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拯救过程的发生地，但被路德从原则上否定了。
[33]这样，法律和伦理上的共同体秩序必然完全落到国家（“掌权阶层”
）或自然本能因素上，完全排除了一种精神道义的、原则上拒绝世俗权力的权威。
本来，改革前的教会对他人的灵魂拯救（从赦免到大刑）常常表示“关切”
；这固然是由于迷误和失误，但倒洗澡水时却把孩子也倒掉了——其根据不过是：原则上拒绝一切内在的进入上帝国之域的共同体；只有当如对待自己的灵魂拯救一样，亦即以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去爱兄弟的灵魂拯救之时，这种共同体才会出现。
路德把基督教伦理的最深之根，尤其是基督教的自爱行为和他爱行为之根，从“救赎之路”
的本质因素中排除出去；于是，在他那里，宗教和伦理分裂开来，爱变成了一种基于自然同情的、单纯人性的力量，这样一来，便间接地、然而极其充分地为现代实证主义的人本观念和仁爱作了准备。
基督教的爱理念与普通仁爱的现代观念的结合，不仅在一个教派中，而且逐步扩展到所有基督教教派中；于是，基督教之爱理念被歪曲，这远比基督教与古希腊晚期的人本观结合所导致的歪曲为甚。
这些结合如此紧密，以致当时——也包括神学——大都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将基督教之爱理念与现代普遍仁爱观胡乱掺和起来，捏成一种毫无特色的泛“爱”
（Allerwelt-liebe）——难怪尼采厌恶它并加以抨击；而且，这种掺和还把康德这类颇具辨别力的伟人导向了可想而知的迷误：从伦理动因中彻底清除爱。
[34]
这种胡乱融合只在形式上具有特色，如种种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
和“基督教民主”
，这种融合早在教会同民主订约，在法国革命之后的天主教土壤中就已经开始了，其后，当教会政治发生新的转向，教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转而利用民主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这种情形更有增无减。
无论是罗马教皇权和至上论[35]的现代的、特定的民主变种，还是新教的社会运动，都是这种思想融合的结果和表现。
诱使基督教伦理提出“社会政纲”
，提出财产和权力的新分配原则，都源于功利主义与基督教伦理的这种胡乱融合。
从真正基督教之爱理念来看，基督教的爱与社会和经济类型的利益群体的融合多么下流，简直不足道。
相反，既不指望基于“人本主义”
，也不指望基于“仁爱”
，而是指望依靠纯经济利益的、片面的组织和道地的阶级斗争获胜利的各种社会主义（在伦理意义上）倒还崇高些。
这些社会主义者多少撇开了基督教；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对基督教表示敬意，其敬意比想要避免这些斗争、使“仁爱”
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原则的人更为深切。
因为，后一种人在丑化基督教的本质，他们一旦得逞，便会使丢失基督教信仰的人再也无法重新获得这种信仰。
基督教的伦理禁止阶级仇恨，而不是禁止公正的、目的明确的阶级之争。
德皇威廉二世谈到“社会牧师”
时说过一句切中要害的精辟之语（唯其切中要害，所以精辟）：“福音社会纯属扯淡；谁是福音式的，也就是社会的（Wereva，istauchsozial）。”
[36]尼采把如此形形色色的观点，比如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和基督教的爱之伦理，不加区别地统统称为“没落生命”
道德的诸形式，称为“奴隶道德”
，甚至干脆混为一谈。
我觉得，尼采实际所指毫无疑问是这些思想的融合。
但他本应看到：目前基督教会中事实上基于怨恨、而且确实表露出没落生命的一系列特征的伦理潮流，仅仅是由于胡乱融合，这些潮流与现代特有的观念，尤其与民主的现代人本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因此，尼采陷入了根本性的迷误：把现代的思想和运动看作基督教道德的结果！
现代文明事实上压倒了真正的基督教的东西，并且日益肆意地歪曲它，使它庸俗化；很奇怪，尼采竟把这些当作真正的基督教道德，视基督教道德为现代文明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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