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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和公民的权利”
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的自由是单向的，他们的权利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享有财富，而不用关心其他人。
社会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确保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方式。
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解放的楷模、理想主义的完美化身，却被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特征抑制，并将其分解为简单的元素。
这样就解放了自私自利的精神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至上主义。
因此，人被看作双重的存在：一方面是独立的自私的个体，另一方面是公民或道德个体。
当人们认识到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自己被排斥在社会所驱动的生活、工作和个体关系之外时，人类的解放才能得以实现。
所谓的宗教也可用在犹太教身上。
犹太教徒的神秘感不在于他的宗教而在于世俗的犹太教徒。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有一种普遍的偏见：“犹太人”
就是拜金主义的人。
恐犹（Judeophobia）来自金钱的罪恶，并被视作社会邪恶的标志和化身。
犹太教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日常的、世俗的道德般的利己主义和现实需要的宗教，这两者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
马克思谴责“犹太教徒”
，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的拜金主义。
为了寻求自身的解放，“犹太人的方式”
是寻求适合自己的“金钱权利”
。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一章认为，一种可能的解放模式是：“一个能铲除高利贷存在条件的社会组织，就能消灭它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消灭犹太教徒产生的可能性。
他们的宗教意识将在社会这个大气候中，像蒸汽一样驱散。
另一方面，如果犹太教徒认识到他们的实际行动是无效的，而且为犹太教的消亡而努力，那么他们就是从他们自己先前的发展观点中，为了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积极的活动，就是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最好诠释的反击。”
一种对这样的解放斗争的描述的支持是，马克思具有潜在的犹太意识。
这事实上也是对他自己努力的一种描述。
对马克思的恐犹以及犹太预言家的态度进行比较是有原因的。
那些犹太预言家常引用对他们中心教义的咒骂，即在神像面前屈服自己的中心教义的咒骂。
马克思论文的风格引起了这一比较：“在其他神祇还没出现之前，金钱成为以色列的嫉妒之神。
金钱使所有的神祇都变得卑微，并把他们都变为商品……金钱异化了人类工作的本质；而且这种异化控制了人类，使他特别敬重金钱。”
但是这种在随后的《资本论》中重复出现的圣经的语调，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解说是分不开的。
他的客观分析是以普遍意义上的经验现象为基础的：不论有没有“犹太教徒”
，金钱都是一种普遍的权利。
“犹太教徒的实际精神与天主教徒的实际精神相似；犹太教徒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解放出来了，而天主教徒成了犹太教徒。”
历史发展的法则使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任何宗教都具有反社会的元素，这点成为它们的单一本质，并通过社会使它们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来自犹太教的天主教已经融入实际的犹太教，并通过这种还原使天主教本身成为人类异化自我和本质的完美宗教。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抱有他最开始的概念，但胜过他25年前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恐犹趋势。
在《资本论》中，天主教，尤其是其新教，是抽象的人的最完美的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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