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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加以修复，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
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反对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空谈心性的风气，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使东林书院的讲学求真求实，这一特色又具体体现在东林书院的“会约”
上。
《东林会约》共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列举孔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的语录，作为为学的要旨；第二部分列举了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学规》；第三部分为《东林会约》的主体部分，即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等内容。
《东林会约》的主旨是要求师生皈依孔孟，要求书院讲学继承朱熹的讲学传统，强调讲学与修身并重，反对王学之陋习。
东林书院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极大地发展了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
三、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明代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而逐渐趋于正规化。
明代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自学为主。
书院导师虽也常面授生徒，但只是提纲挈领，由生徒随其深浅自行体会。
生徒有疑难问题，或入室请益，或质疑问难，导师也仅是点拨一二，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学领悟。
因此，指导学生读书便成为书院导师教学的主要形式。
书院生徒所研习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和地方儒学相似，但在启导学生读书方法上，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书院的主持者是关键。
以湛若水在大科书院的讲学为例，他规定生徒先读《论语》、《大学》，次读《中庸》、《孟子》。
当时的书院要求生徒人专一经，但在熟读本经、《四书》的基础上，也提倡旁通其他经史及《性理大全》、《史记》等。
然而对仙、释、《庄子》、《列子》之类的著作，则禁止生徒研读，认为这类著作会扰乱儒家的伦理名教，分散诸生求道明德的精神。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课程安排是重要环节，不同的书院有不同的规定。
王阳明讲学时把生徒每日的课程分为五部分：一为明德，二为背书、诵书，三为习礼或作课艺，四为复诵书、讲书，五为歌诗。
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也将生徒每日的功课分为五部分：一为诵书，二为看书，三为作文，四为默坐思索，五为温书。
课程规定详细具体，这样使学生日有所学，也便于督促检查。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考课。
一般来讲，明代书院重视讲学与生徒的自学，而不太重视考课。
部分书院也对生徒进行考课，如大科书院规定每月初二、初六两天考课生徒，但对生徒的答卷只批点可否，而不评定高下，让生徒领会本人用功的勤惰和用心的精粗，以便自我努力。
大科书院的考课方法表明，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进德修业的程度，这是书院与地方儒学的差别之一。
但是，万历末年后，很多书院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也逐步重视考课。
万历末年，进行月考、岁考的书院已很普遍，书院已逐步失去了自学的特点，日益趋同于官学了。
另外，明代以会讲为主的书院，平时没有固定生徒，只是到了讲会日期，学者从各地汇集而来，听主讲人讲说。
因此这类书院一般没有固定教材，每次讲会由主讲标出“话头”
，然后就“话头”
开讲，形式较为活泼，歌诗悬钟，气氛热烈，师生融洽。
据《明儒学案》载：王守仁讲学时，“四方从学者众，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无不圆中”
。
对众多学者既耐心指教，又启发诱导。
王、湛学派的书院盛行讲会，《明儒学案》、《王文成公年谱》对此多有记载。
每遇讲会，四方聚集者经常数百上千，声势可谓壮观。
李遂建讲舍于衢麓，“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
，每次讲会前，都要“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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