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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这一点应当这样来理解，即马克思是在巴黎才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
恩格斯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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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的论述。
马克思首先指出，为了解决他头脑中充满的疑问，他着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分析批判。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在理论上存在的困难，是关于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意义问题。
但是马克思所着手进行的工作和他所得出的结论都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对黑格尔的社会学观点（它的精华包含在《法哲学》中）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当马克思首次同物质事实发生严重冲突时，他认识到黑格尔的观点是“不适用的”
。
为了批判地改造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于是他回到书房中去了。
1843年春夏之际在克列茨纳赫，马克思在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于1927年首次发表）中，对黑格尔书中有关国家问题的部分，逐节地进行了分析批判。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全部手稿的核心。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依据费尔巴哈的著作，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颠倒”
，并对他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进行了批判。
在谈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时，恩格斯的以下意见也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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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中，在讲到自己为何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接着说：“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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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然而，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部著作中完成了这一批判的。
前者写于1843年春夏，后者于1843年末到1844年初写于巴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
马克思究竟是在1843年，还是在1844年得出了上述自己批判研究的主要结论呢？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一著作中说了我们在上面引用过的一段话，而且恩格斯之后的许多当代研究者都认为这个结论是在《德法年鉴》中作出的。
另一些人比较谨慎，说这两部著作中都提到过。
很遗憾，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确切的。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表述过这个没有形成的思想。
看来恩格斯不知道，或者没有记起1843年手稿的内容，因而没有完全确切地转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思想。
马克思在序言中只是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而根本没有说，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达到的主要成果是第一次写在这个导言中的。
再说一遍，无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是在《德法年鉴》的其他文章中，马克思都没有明确表述过这个没有形成的思想。
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我们发现了几处直接或间接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相一致的思想，至少是相类似的思想。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手稿的开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第262节进行批判分析的时候，作出了同黑格尔的观点直接对立的关于市民社会同国家关系的结论：
“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
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
它们才是原动力。
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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