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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市民社会这个范畴作了最明确、最通俗的表述。
他把自己的阐述概括为：“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
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符合的……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和……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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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一系列定义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是历史上一定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上）人们之间物质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的结构，是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
市民社会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它又决定着国家和法，即作为决定政治的和其他的，即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因而归根到底，一句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这个概念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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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的高度来看这个成果，那么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从发展的完全成熟了的观点来看，社会结构有四个基本环节：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
这表明1843年马克思就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最好说是摸索到了）这整个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1843年发现的本质。
但这仅仅是一个本质，而且还是以简化形式所表述的本质。
抽象法使我们有可能，并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主要之点。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实际上是怎样取得了这一成果的呢？首先我们把马克思1859年的评述同1843年手稿的内容进行对比，并确信由于这种对追溯性的修正，1843年的发现可以被表述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我们也像恩格斯那样，把法加以抽象化）。
接着，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著作中对市民社会的定义，阐述了这个范畴的内容。
最后，我们把这个内容纳入上述公式，并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方法，得出了马克思在1843年阐述的经济基础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结论。
但是，任何三段论法的起码规则都是其术语的内容的不变性，即概念不应该改变。
不过在我们这里它们恰好改变了。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及其以后年代的使用，标志着对同一个对象理解的不同阶段。
如果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把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容实质上归结为生产关系总和的概念，那就不应把这种较晚的理解，无条件地说成是马克思在1843年的观点，理由很简单：马克思在1843年还没有使用过“生产关系”
这一术语，也没有形成“生产关系”
的概念。
在1843年，马克思还不知道，市民社会是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力），也还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相互关系（当时同样没有这些范畴）。
可见，我们所做的代换不能是无条件的。
如果我们想理解的不是一定的理论事实本身，而是理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考虑到对历史主义，即对我们所研究的概念发展的修正，这种代换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
要知道，马克思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所表述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不是彼此没有共同点的三个不同概念。
要知道，从术语的一致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个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以上所有的说明，应该怎样来确定我们这一总的结论呢？显然应该按照以下的方式。
马克思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但当时在这部手稿中，这个结论还没有被自觉意识到，也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述过。
这个结论潜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阐述。
两年以后，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1843年制定的未来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我们借以确定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关的。
在1843年的手稿中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对历史分期新理解的许多最初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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