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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手稿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简单地是由于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手稿中的一个地方，马克思似乎顺便提到的一个原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看来在当时就已经使这部著作超出了纯经济学性质的那一种社会学观点。
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41]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形成了关于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
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并使它们从属于自己，使它们成为生产本身的特殊形式。
同马克思1843年的著作比较起来，这里前进的一步表现在何处呢？这一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1843年作为决定性因素而被提出来的是市民社会，而在1844年则是生产。
市民社会是物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生产的关系的总和。
生产就是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首先是生产）关系形成了。
生产（按后来的术语说是生产方式）如何，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是交往形式；1859年马克思说的是经济结构）就如何。
因此，生产是决定市民社会的因素，作为整个社会的更深刻的基础而出现的。
因此，同1843年相比，马克思在1844年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基础，使自己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对于1843年和1844年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可能多少有点不同。
用上述方式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可能被归结为生产关系。
与此相类似，生产可能被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程序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另一个地方曾使用过这个词）的统一。
如果把运动的因素撇开不谈（因为前者是一种状态，后者是一种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同生产之间的差别，就类似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之间的差别。
但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由1843年的概念转变为1844年的概念，毕竟是向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认识整个社会的动力的转化。
一句话，对于这种转变的这种和那种解释，在任何情况下都统一在下述一点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概念更为深刻。
第二，1843年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决定国家和法，即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在1844年，他已经提出生产决定社会的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宗教、科学、艺术等）。
诚然，有一个事实似乎同这种认识相矛盾。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早在《德法年鉴》上就已经表明：“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
……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
[43]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所引用的《论犹太人问题》的原文，这段文章说道：“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
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
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
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
[4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说明是市民社会决定宗教，或宗教是市民社会实际基础的虚幻的反映。
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没有像我们所能够依据他本人的证明而判断得那样明确地表述出来。
在这篇文章发表整整一年以后写成的《神圣家族》中可以看到对它的成熟程度的评述带有某种“追溯性的差异”
。
但是如果撇开这种即使是细微的差别不谈，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宗教的思想和关于生产起决定一切的作用的思想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毕竟远远不是相等的。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这种图式说明，必须加上上面在分析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中所阐述的一切附带条件和说明。
但是不管作怎样的修正，提出怎样的附带条件和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1843年夏和1844年夏是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由于总概念的深刻和全面而不同于第一阶段。
1844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有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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