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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个原因，了解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曾是人类学学生入行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
即通过在工作中直接与一位或多位（可能只会说一种语言的）顾问合作，基本掌握该语言。
文化调研的很多工作都涵盖调取、记录和分析地方语言文本。
很显然，一旦语言消失，其所承载的文化就算不会全盘消失也会大幅减少。
对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可能语言本身就极具意义。
亲属关系称呼语就是一个常见案例。
在英语中，单词“uncle”
（叔叔）可以表示父亲或母亲的兄弟，“aunt”
（阿姨）相应表示父亲或母亲的姐妹。
但在澳大利亚的卡雅迪尔德语（Kayardild）中，“Kanthathu”
可以指代父亲或父亲的兄弟，但不能用来指代母亲的兄弟。
“他是我的kakuju。”
这句话在卡雅迪尔德语中不会引起“到底谁才是你的父亲”
的疑问，但能清晰表明在这一文化中，在向后代传授某些技能方面，父亲和父亲的兄弟承担同样的责任，而母亲的兄弟则没有这一义务。
这全都是基于一种源自部落分类的亲属体系，英语使用者的体系中没有这一概念。
本书写作时卡雅迪尔德语只有一位流利使用者，但其他社会的人类学家对其亲属词汇体系却很熟悉。
无须进一步深入就能说明，一个拥有“类似”
亲属词汇的语言分类可以为我们窥探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提供线索。
语言消亡之后，这些线索将不复存在。
没有语言的支撑，曾经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些独特特征，连语言使用者自己都可能会忘记。
如果我们宣称，只有尽可能地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才有机会探索它们所体现的语言和文化特征，那很可能会招致反对。
人们会认为，如此看待问题未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仅仅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论文选题和学术工作，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保留传统语言呢？假如这是语言保护的唯一动机，再加上语言保护会给被要求继续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带来高昂费用，那大家就很可能有充分理由放弃保护濒危语言了。
其实学者们的担忧并非像看起来那般不接地气。
毕竟，他们的目标是了解以现代智人为代表的物种潜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濒危动植物应该得到保护以保持世界物种多样性这一观点，那么语言学家或人类学家关注世界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不就跟鸟类专家关注鸟类多样性一样意义重大吗？
至于说语言使用者的代价，这个问题只要正确理解结论就会完全不同。
首先，上文提到，人们同过去的本质联系以及人们身份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全都依赖语言工具的保留；其次，保护传统文化语言和掌握其他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语言并非水火不容。
在语言多样性这个问题上，鱼和熊掌完全可以兼得。
下面我将具体说明。
语言接触和语言的命运
世界语言多样性正面临急遽消失的危险，部分原因在于“本地”
语言同“有钱有权”
的重要语言之间的竞争。
但所有的这些语言冲突都必须以强势语言战胜其他语言来解决吗？语言间的接触本质上都是冲突性的吗？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方完全“胜利”
吗？如此想象语言冲突的场景合适吗？在此我想说，语言接触的形式非常多样，在某些案例中，语言接触的结果比上述场景中所展现的要和谐得多。
通常来说，若同一地区或同一人群使用两种语言，那情况类似于不同动物竞争同一资源。
例如，在英国大部分森林中，北美灰松鼠（松鼠属灰松鼠）为了抢夺食物会大量排挤本地红松鼠（欧亚红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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