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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就更加肯定我信仰的至尊——释迦牟尼佛了。
佛陀归乡说法图
约一七五〇至一七八〇年，纸本设色，宽66.5厘米，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
我感觉到，在我成长的栖霞山、焦山丛林里住了十年，都很少见到有在家的信徒前来参拜。
那么大一个寺院，就只住了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僧侣，每天做早晚课、过堂。
我在想，佛教就是这样吗？
之后，我回到宜兴的祖庭大觉寺，有幸在那里住了近两年，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信徒上门来拜佛，就只有我和我的师兄两个人和一些农民、工人朋友。
我觉得这样的佛教，好像太孤单了。
佛教不是号称“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
吗？中国人都是信佛教，为什么没有释迦牟尼佛了呢？
当我懂得信仰佛教后，就觉得应该一切都以佛陀为中心，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住在寺院里？住在山林里呢？为什么没有走到社会上，或者走到每一个家庭里？让所有的佛教徒晓得：要信仰教主——伟大的佛陀，才是正确的信仰。
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心里就立志，我要让佛教从山林走上社会；从出家僧众走到在家的群众；从寺庙里走到家庭里；从谈玄说妙的佛教，走到服务社会的佛教；从出家人做课诵、参禅、念佛的佛教，也可以有很多佛教徒共修、联谊、讨论的佛教。
例如，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走上佛国净士？怎么样消除自我的贪瞋无明？怎么样断除烦恼？怎么样与别人和谐包容？
由于我在焦山佛学院求学时，参加过太虚大师办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
，对于建立“新佛教”
，也有一些理念，佛教一定要注重内忧外患，总之一句，佛教需要革新。
那时候自己也打算，要从事新佛教革新运动，不过所谓人微言轻，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行动抱负，只是办了一本《怒涛》杂志，每个月出刊一次。
师父志开上人知道以后，捐献五百令纸张给我们，这个鼓舞很大，觉得这一个工作获得师父的支持，不是我私自任意的行为。
后来，我有机会到了南京华藏寺，从担任监院（总务主任）到住持，为期虽短，但心中已经有了新佛教的蓝图：我要办教育、要办文化、要办慈善事业、要组织信徒、要增加佛教人口等等。
当时的华藏寺，有自己的一间织布工厂、一所小学、一个买卖热水的热水堂，这些都与人民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新佛教的未来，一定要服务社会，要和社会民间结合，佛教才能生存。
尽管我有这样的想法与热情，却遇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威胁。
因为华藏寺里面，原本就有二十几位僧人挂单，他们都以做经忏为业，虽说华藏寺的生存，也要靠经忏才能够维持寺院的开支，但是一个出家人只知念经，不知讲经弘法，只把经忏佛事当成职业性的工作，不知道为社会服务，还是不合乎佛教慈悲弘化的宗旨。
不道，要推动新佛教改革，实际上也是有困难。
因为这时南京的政局极为混乱，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了选举总统乱成一团以后，跟着就是国共和谈失败，尤其，当时的北平守将傅作义要把北京规划成为一个特别区，希望保护北京的文物，不要遭军事冲突的破坏，因而归向共产党。
看此局势，我知道国民党的命运已经前途渺茫。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跟随僧侣救护队来到了台湾。
先在中坜圆光寺留了下来，做了近两年苦行，又到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
，做了一年半的教务主任，之后就到了宜兰。
我知道自己还年轻，只要我有心，必定将来能为佛教做一番事业。
最初宜兰雷音寺，只是龙华派的一个小庙，里面住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尼师和一位老太太，还有三家军眷。
因为他们请我讲经，就在大雄宝殿佛像的旁边，整理出一个小房间给我挂单。
当时的环境，实在没有条件给我住下去，不过，十年丛林的教育，养成了我忍耐的性格。
这时，我想到佛教要青年化，要重视弱势的团体，要注重妇女皈信佛教。
但是这许多人是要靠什么因缘，才能从他们的位置走到佛陀的座前呢？
当然也经过了一些周折，我终于感觉到在宜兰也可以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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