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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学堂根据国学程度的高低把学生分为三斋（相当于年级），分别教授不同程度的国学课程，第一斋为蒙学斋，第二斋为词学斋，第三斋为理学斋。
同时，学生又可按自己算学、外语的程度，到不同的级别去听相关的课程。
例如，有的学生根据其国学程度被列在第三斋，但外国语可到第二斋就读，算学可到第一斋学习，并不受原来所在斋的限制。
这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是极为合理的。
四是进行极为严格的管理。
中西学堂的学生每天早晨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上午7点外语及算学各班上课，12点吃午饭；下午2点起，国学（读书、温书、讲书）各班上课，6点体操，7点晚饭，8点余课，9点就寝。
有制度还要有监管执行的人，蔡元培聘请人品诚笃的胡钟生为监学，在学堂大门左傍辟一房间，监视学生出入，另每一斋派一国学教员督导学生攻读。
这可真是得了中国私塾严格管教风格的真传。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增设课程。
在蔡元培执掌校务期间，中西学堂的课目已经大致包含了中国深浅层次不同的国学，以及外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和体操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
从课程所涵盖的知识面上来看，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式经典教育的内容，这也反映了蔡元培的教学理念，那就是传播广博、先进的文化新知。
鉴于当时学堂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蔡元培模仿外国学堂评议之例，于1899 年11月发起组织绍兴府学堂学友会，集合有志之士，推动绍兴地区的教育改革。
学友会相约凡“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
，均引为同志。
规定学友所做的工作：一、对学堂办事授业章程“有欢成纠正之责”
；二、学友有志学习算学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并可不付膳金，但须为学堂编写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三、住学堂的学友须以每月15日在学堂集议，无论远近，都须到会；四、学友住学堂而自愿编写教科书，书成，经各学友评议，足为善本者，即由学堂出资付刻，但仍署编者名。
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的两年里，蔡元培不光关心他这个校长当得成不成功，他还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放眼天下，关心浙江、全国的教育。
同年12月，蔡元培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 一文，宣传教育救国的主张，指出：“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荟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
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
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筹集绍兴八县公款，统一兴办学校，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
惹恼了老夫子，第一次去职
维新党人吾所默许，乃不及于难，鹿车南返、鹪巢暂栖，尚有青毡，博得工资同一饱；
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5]，不堪遗恨竟终身。
蔡元培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昭病逝时，写了上面这么一副长长的、满含悲切的、工整的挽联，文字可谓优美凄婉，并且随后干出了一些在时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来。
是什么样的事呢？
在中西学堂的校长任上，时间一长，蔡元培这位翰林校长就几乎快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中西学堂里所聘用的教授西学的教员，如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人，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进化论”
这样的学说。
他们常常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民权”
“女权”
等当时世界上的新思想潮流，对“君尊民卑”
“男重女轻”
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则大加驳斥，有时甚至激烈地主张革新政治、改良社会。
这些的言行引起校内另外一些传统守旧派的教员不满，可以说，新旧思想要完全和谐地相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例如，每天午餐饭桌上，学堂的教员们聚在一起难免谈及社会风俗和当下的时政。
这时，新派的教员就显得人多势众、气势嚣张，他们既冲动而又富于**。
相较之下，传统派的教员就显得势单力薄，拙于应对，每每在和新派教员的辩论中居于下风，在学生面前也就大失面子。
守旧派的教员们一合计，这都是由于蔡校长引进新课目、纵容新风气导致的结果。
他们跑去向校董徐树兰汇报这些情形，认为蔡元培等人言论过于激进，用人有误，还提出一些经费使用及学校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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